电影《Kyrie之歌》剧照
曾几何时，岩井俊二这四个字就是“青春”的代名词。《情书》《燕尾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花与爱丽丝》……不仅俘获一代青年观众，也影响一批写手与创作者，如安妮宝贝、郭敬明，成为所谓“残酷青春”美学的门徒，炮制一批本土类型创作，在少男少女中掀起持续的模仿与追捧热潮。
然而眼下，“岩井俊二们”的青春叙事似乎正在遭遇市场接受度的挑战。
就拿岩井俊二的新作《Kyrie之歌》来说，哪怕调低预期将其视作三小时的超长MV，依旧会因影片对其代表作的剧中情节、人物设定、画面视觉的拼贴重复而感到尴尬。要知道，当年看着《情书》《燕尾蝶》“45度仰望天空”的80后、90后已到而立甚至不惑，实在无法仅靠偶像滤镜与情怀记忆埋单。更不用说如今刷着短视频正当青春的00后、10后，或许依旧迷茫、忧伤、反叛，但究其情绪的来源，毕竟与上一世代不同。
换句话说，岩井俊二们的“遇冷”，或许恰恰印证了影视创作对当下一代青春世界描摹的缺失与不足。
群像取舍失衡导致了叙事的断裂与摇摆
尽管时间跨度不小、出场人物也不少，可故事主线不算复杂。《Kyrie之歌》讲的是日本3·11大地震中，小学生小塚路花失去了妈妈和姐姐，不幸成为孤儿。对路花来说，人世间唯一有羁绊的，只有姐姐小塚希的未婚夫夏彦。为找寻对方，她辗转漂泊至大阪流浪。灾难带来的身心创伤令她无法再开口说话，只能以唱歌表达内心所想。在热心老师凤美的救助下，她与夏彦相认。然而，受到法律的约束，路花被送去救助机构而被迫与夏彦凤美失联。多年后，高中生路花得以与夏彦短暂重逢，经由夏彦的牵线，她与学姐真绪里结下深厚友谊。多年后，在东京街头以姐姐的名字希（Kyrie）卖唱的路花，被真绪里认出，并在她的帮助下歌唱事业渐有起色。可就在这时，真绪里却因诈骗被警方通缉而不知所踪。离开真绪里的路花，选择与音乐同好完成一场街头音乐节。
其实单看这条主线，如果想要拍出及格的青春片一点也不难。音乐人AiNA THE END在对路花的诠释上虽然青涩，但作为歌手的本色出演，加之特别的声线与动人的歌曲，都是观影的加分项，也依稀让人联想到《燕尾蝶》中的固力果。而拍好这条主线，也更能专注于3·11日本地震带给个体创伤记忆的主题表达。
然而问题就在于岩井俊二对于群像塑造的取舍失衡，导致了叙事的断裂与摇摆。影片中部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情节围绕第一主角的姐姐小塚希与夏彦的情感羁绊拍摄。而这一部分便是最流于俗套的“残酷青春”爱情故事：不那么相爱的学生情侣因为意外怀孕而面临抉择，在男方犹豫要不要为承担责任而放弃自由的当下，女方的离世让他心怀愧疚，从而放弃医学生的大好前途，自我放逐到小城牧场。尽管其直接发生在灾难的当下，为创作者直观呈现地震残酷的画面提供情节条件，但这一段落第一主角路花视角的完全缺席，令本片最主要的主角形象设定创伤后遗症——失语——没能得到充分的铺垫。
另外，尽管观众不难看出，路花对于寻找夏彦的执着，投射的是对已故姐姐的思念。然而就人物成长线来说，其人生中起到更关键作用的，反而是承载友谊的真绪里。而从《情书》到《燕尾蝶》再到《花与爱丽丝》，在叙事与影像着力构建“双姝景观”，一向是岩井俊二电影的突出特点。然而到了《Kyrie之歌》不知是否有意规避，在叙事上，不管是少女时代，还是成年后，真绪里仿佛只是工具人，二人为什么有了深厚情谊却失联多年最终重逢又可以成为互相救赎的“生死之交”，并无情节与台词解释。
然而到了影像呈现上，岩井俊二似乎又难以割舍“双姝景观”的美学表达。从二人少女时期雪地拜访神祇，到成年后双双躺在沙滩，视听语言唯美到了极致，背后却难有扎实的情感支撑来让观众充分沉浸其中。
而选择以大量笔墨描写夏彦与希，同样带来了另一个角色塑造的致命问题。那就是充分暴露了歌手出身的AiNA THE END的表演短板。在几乎本色出演路花的部分，音乐人AiNA尚能借助歌喉丰满角色。然而到了演绎希的部分，她的挤眉弄眼扭捏作态让希对夏彦的钟情几近“花痴”。而就是这样失败的“一人分饰两角”，竟然为影片斩获唯一奖项——第47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新人奖。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青春片的社会体察不该停留在上一世代
“残酷青春”美学遭遇的舆论争议并非岩井俊二一人的尴尬。曾十分卖座的系列电影《小时代》，如今成了“群嘲”的对象。片中的台词，成为了做作、戏剧化的网络流行语，掀起造梗狂欢。而回看近些年国内市场上的青春片，尽管已有意识在狗血、极端情节上有所纠偏，但仍鲜见佳作。可以说，电影《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几乎就是“残酷青春”这一支流的“回光返照”。直至去年，《燃冬》干脆被观众锐评：“忽略掉三个人的话，勉强算个东北风景片。”
这评价当然有误读、夸张的成分，但无疑也暴露出旧有青春叙事已难在当下观众中引发共鸣，甚至与“无病呻吟”“烂俗空洞”画上了等号的现实。
看起来，设定还是那些设定，配方还是那些配方，甚至演员也都是过往卖座青春片的熟面孔，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创作者的社会体察还停留在上一个世代，对于当下青少年的困惑迷惘，明显缺乏认知的主动。
诚然，纯粹、敏感、忧郁、反叛甚至是自我放逐，是跨越时代与圈层的青春期情感“最大公约数”，但探求情绪背后的深层时代症候，才是文艺创作的价值所在。在《Kyrie之歌》中，我们能察觉到岩井俊二有一定的从个体叙事链接社会现实的创作自觉：真绪里不断变化的荧光假发发色与二次元装扮，地下歌手组织街头音乐节的场景，泛滥的“爸爸活”灰色产业等等，都是时时出现、发生在今日日本的社会景观或社会痛点。更不必说，影片对于灾后孤儿救助存在的社会福利体系漏洞，也有所涉及。然而，它们在主线故事中，又似乎只是强调时代的符号。哪怕揭露日本社会问题，也多浅尝辄止，难以触及根本，更像是为了给男女主角被迫离散提供戏剧矛盾。
更重要的是，既已触及新的社会问题，那么其到底对青少年身心产生怎样的影响，导演竟也放弃回答。这一点，在真绪里一角的塑造上尤为明显。她资质平平，但为摆脱“酒馆妈妈桑”的家族女性命运，选择考大学的动机，显现出日本年轻女性的独立意识觉醒，原本令人眼前一亮。而究竟是为什么，令她最终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大学生涯，再度回到上一辈取悦男人过活，甚至不惜背上“诈骗犯”的身份逃亡，如此宿命般的境遇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沉沦，是有心自毁还是无奈认命？这些问题的悬置，无疑让青春片的社会价值再度空转。
遥想过去，热血漫画、少女漫画、格斗游戏、岩井俊二电影……日本不同面向的青春叙事曾深深影响了东亚一代人。而在文化主体意识逐渐增强的当下，国漫已然崛起，国产青春片是否能够汲取经验教训，体察新一代的所思所想，至少在一个世代、一个圈层中激起涟漪呢？（黄启哲）
